今年3月的《中华工商时报》连续报道了温州市“汽车大王”陈德林喊冤一案。当地公安部门自行为其设定“罪名”，并拒不返还其被扣押的财产100多万元。此案从1997年拖至1999年，直到陈德林的喊冤材料引起了温州市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重视，才下发了《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》。同样，一起黑龙江农民刘凤海被刑讯逼供致死案，使得刘家兄弟四处喊冤，直到引起省人大常委的高度重视，才于5年之后的2000年1月将主要责任人逮捕归案。
依法办案是执法机关的神圣职责。但为什么一些案件在法律机构内部无法解决，必须要含冤者喊到别处去，借助外力讨回公道？有关的执法机关又能负什么责任呢？这样的情况多了，一些群众认为“官”大就能解决问题，便绕过司法机关去找“官”，找政协、找人大。这样案件再从上至下重新进入执法部门，这既浪费了含冤者的时间、金钱，增加了他们的痛苦，也分散了其他部门领导的精力。这样执法，这样伸冤，依法治国何时方能实现？
执法部门实施错案追究制已有相当长的时候了，也收到了突出的成效。然而，在司法部门内部解决、消灭冤案是不是真的为时不远了呢？
